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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首先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创举
发布时间:2016-07-04 15:42:00

19791月,东乡堡村率先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8月之后,北京与武宣之间,南宁与武宣之间,电信频传,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广西日报社记者三访东乡堡村农民,县领导则拒绝采访,经传媒与官方沟通长达3个月,一篇附满鲜红指印和私章的新闻稿始得见报,其过程颇具戏剧色彩。

1978年夏季,武宣县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织36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后,县社两级机关单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大讨论。这一年的讨论虽因“左”的禁锢未除而显得肤浅,但已经涉及到了“能促进生产发展的经营形式为什么不能搞”的问题。同年12月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这一年,有些队给社员在家承包喂养肉猪,队供饲料粮,农户包出栏猪产量,完成产量记工分,超产猪肉归喂养户作年货,社员第一次尝到包产的甜头。1979年春节前,东乡公社堡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给社员的年货是分田到户。上半年,该公社141个队分田承包到户,占公社队数47%。这些队生产比往年主动,收成比往年强。

面对全县搞包产到组到户的生产队数有增无减的局面,县领导1979423日在县三级干部会上重申“不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到了6月下旬的县三级干部会上,公社的一些同志又向县委农村部提出,希望派人下去调查,看联产到组的生产队生产究竟搞得好不好。并提出:今年开春群众已经联产到组了,既然中央的政策允许,还是让群众试一下.可是,到会的一位行署副专员当即斥问:“你们吃的苦头还不够?”一位县委副书记也说搞这种承包制是倒退, “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让搞。会议以后,县委派工作队下乡并组复队,把各组的小谷堆硬并作队的大谷堆。但工作队一走,社员又重新分组分谷堆,以致生产停顿混乱。到年底,全县仅存50个队承包到组,占全县队数3%.武宣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这种压制生产发展的、“左”的做法实在想不通,说县委组织我们学习中央两个农村工作文件,为什么我们落实文件精神倒反错了?

19799月下旬,县委召开274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自治区党委、地委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会上,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一下子渲泄开来,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

----我们搞包工到组,工作队去了不给包,工作队走了群众又自发包,包的增产了,这包算不算真理?

----打好的砖瓦坯不让烧被雨水淋坏完,烧到一半的砖瓦窑不让冒烟给丢废完,这算不算合理?

----七斗八斗,斗出一个红彤彤新世界,真是真理吗?

----过去自治区党委领导×××说超产不宜奖实物,地委县委坚决执行,现在又同意奖了,一下子传达到群众,引起思想混乱,让我们左右为难,是否政策多变,我们想不通。

----几定一奖,有时讲搞,有时又不给提,反来复去,我们想不通。

----过去批过的东西正确与否,要看实践的检验,批对了的要坚持,批错了的要纠正。

----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候了。

压制-----抵制----再压制----再抵制,武宣1979年春夏发生的改革,于8月上旬被捅到中央党报那里,后来,广西日报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收到这篇盖满东乡堡村农民红指印、红私章的稿件。人民日报社先与武宣县委宣传部核实,再印清样寄给县委征求意见。县委派人下村调查,调查的同志肯定了稿件。但县委有的领导认为调查材料没有说明问题,再派一个副书记率队去调查,结果其结论与第一次调查大不一样,县委据此答复人民日报社,否定了稿件。在县城,县委负责同志甚至拒不接受采访,记者只好徒步下村调查。为了核实稿件的真实性,广西日报社党委3次组织记者深入东乡堡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亦千里迢迢从北京而来。与此同时,“顶住单干风”等标语在县城及邻县多处出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

较量了几个月,1979113日的《广西日报》首先发表本报记者关于武宣农村改革的长篇调查和简短评论。评论指出:中央的这两个文件,我们的各级领导都是看过的,许多同志也是这样向群众宣传的,但是,具体实行起来,事情就复杂了,有的领导对群众采用第三种劳动计酬形式总是不放心,怕这怕那,一会儿讲支持,一会儿叫“刹车”,对于党的政策随心所欲,变来变去,没有取信于民。评论还指出:各级领导必须迈开双脚,深入下去,听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呼声,尊重他们因地制宜决定经营管理方法的自主权。

人民日报接着在19791124日发表难产了3个多月的武宣稿件《不是倒退  而是向前》,并配发编者按,还介绍广西日报的调查材料。编者按毫不客气地指出:武宣县有的领导同志,不认真研究政策,认为分作业组会把全县搞“乱”了,因此限制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显然不利于生产发展,希望能从这件事吸取教训。

武宣农民的实践与创造,得到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及时总结、极力推动,改革的曙光渐露在武宣大地。深受鼓舞的武宣农民,继续迈开改革大步,探索更新的路子,撞开更宽敞的门。

面对农民的创新实践,县委不得不承认:上半年最能调动积极性的有两条,第一条劳动要有定额,第二条超额要有奖,政策出劳力,政策出干劲,政策出工效。县委执行党的最新政策,允许“四定一奖()”,允许自留地自主种植,不加干涉,自留地产品和获奖实物可以上市。好政策结累累果实,到1979年底,全县1756个生产队中,有1487个队定额计分占总队数84.7%134个队按时计分占7.6%50个队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占3%85个队取其他计分形式占4.8%。至于包产到户的形式,因为中央9月份下达的文件中对此一般并不予提倡,所以县委在1979年始终不敢开口子。

但是群众偏偏冲着文件里有个“特殊需要”和“特殊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的规定,来个实践检验。1980年一开春,农民就动手干了,春插前,全县有105个队包产到663户。对此,县领导告诫说,不要因为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误以为搞包产到户正确。接着县派工作队去“纠偏”,纠回47个队员434户,还有58个队229户坚持包产。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新动向与1977年极为相似。县领导指出:“这两股风确实与党内有关,与领导班子有关,与党员有关”,“有党员直接参与或支持”。确实,到719日统计,全县已有58个共产党员参加包产到户。

9,地委派一名领导来武宣跟县委正副书记通气。地委领导指出:“武宣在抓责任制方面,实践少了一些,公社就更少了,群众自发搞的生产责任制,下去帮助完善的也很少,亲自搞的没有,公社领导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践,这个问题,你们要认真实践一下为好。这也是你们最大不足的一方面,各级领导一定要深入生产队搞点去,使各方面都有些样板,”

198010月以后,县委组织干部学习中央9月下发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过学习,又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提法,认为武宣不是山区,不是特殊地区,属一般地区,因此不宜搞包产到户,应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又说不可能想象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基层干部则认为,武宣是壮族山区,尚未解决温饱,属于特殊地区,搞包产到户符合中央政策。更有人说,既然贫困地区包产到户可以解决温饱,那么一般地区搞包产到户不就更上一层楼吗?他们批评县领导:今天刹这风,明天并那队,光念“紧箍咒”,只想当唐僧,千方百计卡群众手脚,图省事,行“极左”,何时才能运用中央两个文件调动群众同心同德搞农业呢?有个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汇报:28名社干进村,只有正副书记主张搞专业承包,其余26人都主张包产到户,一片包产到户声。

经过此番学习讨论,县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中央两个文件公布后,群众要求搞分组作业包工联产的生产责任制,对此我们思想认识不足,又缺乏实践经验,不善于积极引导,只从维护生产队主体地位去做工作,对如何通过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来稳定体制考虑的比较少,群众要求冲破平均主义,并非分田单干。”农民见党中央下发政策,县领导又松口,于是搞包产到户越来越多。至198010月,全县220个队包产包干到户。年底,增加到303个队,占全县1881个队的16.11%。这个比率恰巧与自治区的16.6%近乎等同,是偶然的数字巧合呢,还是必然的内在联系,值得深思一番。

1980年,对于武宣农民来说,又接过一颗定心丸----中央75号文件,于是他们进一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突破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上再开口子,将过去一年的联产到组发展至联产到人,并向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发展,躁动于母腹中的家庭联产责任制渐见端倪。面对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县领导们领会到中央指示的正确,“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群众要求冲破平均主义,并非分田单干”。

1981年立春以后,县委落实中央2号文件,允许存在各种生产责任制,不一刀切,不硬扭,不与群众顶牛,但仍然认为包产到户不宜推广,并说包干包产到户是一种低级的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才是高级的责任制,才是前进的方向。农民不理会这一套套的理论,伴随着春风,改革的步伐出奇的快。4月下旬,全县包产包干到户多达624个队,占33.17%

1982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部建立并初步完善,实行清一色的包干到户。

迄今为止,在公开的党史资料中,在广西范围,东乡人率先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带动了全县所有生产队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

韦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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